青海农户魏永录贩马已有20多年，“为了选到更好的马，我需要到青海各大牧场收马再销售。”由于自有资金有限，一开始，魏永录出一趟门只能收几匹马，“当时取现、转账也不方便，有时还需要赊账给牧民。”之后，很多村子都设立了助农取款服务点，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也启动。魏永录在2014年获得了第一笔授信，“如果需要提额了，趁回乡时，我就会去跟银行派驻到村里的负责人提申请。有些草场还有移动服务站，转账也很方便。”如今，魏永录从银行获得的授信额度已增至30万元。他配备了专用货车，加上充足的资金支持和便利的线上金融服务，魏永录每次可以拉回40多匹马，每月可往返3次。为他提供服务的银行工作人员告诉《金融时报》记者，“如今交易便捷了，他收的马有时在回程路上就被订出去了，资金使用效率明显提升。”

　　在我国农村地区，很多人像魏永录一样从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

　　在国内外，农村金融都是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除了普惠金融客群普遍需要面对的成本高、信息不对称、金融素养不高等问题外，我国较多偏远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成本效益平衡问题更为复杂；农村产业基础相对薄弱、相关信息非结构化等问题，同样加大了风险识别难度。在政策推动和各类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积极参与下，以越来越合理的线下服务渠道为基础，依托数字技术更广泛应用，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服务实现突破。与此同时，更多随产业发展、社会结构变化衍生出的金融服务需求也得到关注。

　　数字技术唤醒农村普惠能力提升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如今，农业经营活动中贷款需求的满足度已不是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农户贷款也不再因缺乏抵押物受到过多限制。也是在发布此项调查结果的论坛上，在被问及“我国普惠金融获得巨大发展的关键要素是什么”时，与会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都把数字技术变革放在首位，但他们也表示，具体到农村金融服务，数字技术应用仍需要依靠坚实的线下基础。

　　在之前较长一段时间，提升账户普及率和延伸线下服务触角是我国促进城乡金融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银行账户及其使用情况、助农取款点等在之后成为重要的普惠金融指标，农村普惠金融线下渠道逐步得到有效补足。但随着社会结构变化、金融需求增多以及线上金融服务发展等客观因素，不同人群享受金融服务的场景、内容、方式进一步分化，县域地区银行网点和助农取款点等线下服务渠道亟需调整；在以线上金融服务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同时，农村金融服务又遭遇到“数字鸿沟”的新挑战。如何尽可能弥合数字鸿沟，通过发挥线上线下各自优势，让数字技术在服务成本压降、多层次供给、供需精准对接方面发挥效用，探索金融服务下沉市场的商业可持续路径，成为近几年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

　　为了让更多数据信息为农村金融服务所用，近些年，不少地区通过搭建平台、统筹打破数据壁垒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难题。这些服务“三农”的普惠小微金融平台可以实现农户、小微主体相关信息数据共享，避免了一家银行对不同行政部门进行逐一协调的低效弊端，也让更多银行机构能够更好参与到农村金融服务中。与此同时，惠民政策和金融产品信息被充分呈现于平台上，客户在金融服务中的谈判能力提高。记者在四川成都看到，除了搭建“农贷通”线上平台，当地科学规划了线下乡镇金融综合服务中心和村级金融综合服务站，来推进分散化、非结构性的农村信息采集和整合，并服务乡村中存在“数字困境”的人群；安徽黄山则通过发挥地方党委组织部的统筹作用，持续推动辖内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的数据活化与共享工作，并不断丰富乡风文明评分的使用场景，以此协同推进乡村治理和更广覆盖的金融服务。

　　基于客户行为线上化加之应对竞争的需要，在完善服务线上化、提升内部经营管理线上化的同时，很多银行也在有重点地探索融资线上化和业务运营数字化，一方面，可以将标准化服务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融入非标准化的需求满足中，提升业务开展中的内控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农村普惠金融服务成本和风险溢价更加明晰，助推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对于地方性中小银行，他们在长期服务高度非标准化普惠客户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但非标也意味着业务操作管理成本、压力都较大，而数字化配合流程调整等举措可以让部分决策标准化。同时，受限于数字化技术应用不到位，前几年，大多银行贷款利率定价还不能做到相对精准，往往按照经营主体所处行业、经营规模、担保方式等划定贷款区间，之后再根据主体差异性进行调整。

　　而现在有了数字技术加持，银行能够更准确衡量业务的成本和风险。近年来，普惠小微贷款利率下降有竞争因素，但出于对稳健经营的考量，数字化转型情况叠加机构在需求发掘和风控等方面的经验，更决定了机构在利率降低大环境下的经营可持续性。据了解，近几年，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农信机构都在通过搭建线上平台、模型实现业务的部分标准化和贷款定价精细化。以《金融时报》记者实地采访的浙江为例，浙江农商联合银行发挥“大平台”优势，基于技术迭代和动态数据信息给出精准定价。同时，他们充分尊重行社自主决策的优先级，可以在模型之上叠加经验判断和差异化政策进行定价调整，以此将精准模型结果与一线经验优势进行较好融合。

　　需求转变激活多业态金融协同发力

　　除了行为方式变化外，需求主体、特征和结构变化也在推动农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的发展。

　　随着城镇化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加之农业产业本身发展和消费需求进阶，农村地区生产力、生产方式、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在农地制度改革深化的基础上，我国农村承包耕地有序流转。据统计，到2018年，全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超过5.3亿亩，几乎是2004年的10倍；养殖业因环保政策、技术提升等也呈现特征不同的集约化趋势。规模化经营在不同地区、产业中表现有差别，但其带来的金融需求特征有相似性。

　　一位在黑龙江地区经营上万亩粮田的农户告诉记者，一方面，在支付流转租金、购买大型农机或更新农业技术设施时，规模化经营主体需要大额资金支持，单纯信用贷款难以满足；另一方面，如果因受灾或价格下跌造成收入受影响，相对小规模主体尚可以家庭积累维持来年经营，但对规模化主体而言，保持基本收益和能够获得有效外部资金支持是其持续经营的前提——而这样的需求在几年前还无法获得满足，由此在新的发展背景下，农村普惠金融需求有所拓展。

　　近几年，部分地区已在结合增信和政策性担保方式，更充分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例如，在宁夏、青海、广西等地，政策性担保配合贴息逐渐成为财金联动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方式。此外，农业保险、农产品期货的产品模式和机制创新及其对融资服务的支撑作用，对农村普惠金融需求满足、农业产业发展和强链补链的作用也很突出。

　　在2013年试点阶段结束后，我国农业保险进入快速稳定发展期，各类农业保险产品涌现；2019年《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农业保险的性质由“有政府补贴的商业保险”明确为“政策性农险”之后，农险机制完善对农险规模扩大、保障服务能力提高的作用巨大。尤其是三大主粮完全成本保险和收入保险试点推进以及基准纯风险损失率表的出台，更促进了农险发展的精细化及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同时，随着农产品期货品种的丰富和市场走向成熟，“保险+期货”连续多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保障农业生产基本收益和主要农产品稳定生产的有效措施。基于此，如果地方财政资金能够持续补贴农险保费，不同类型机构之间又有密切的合作意向，保险保障能力的有效发挥对信贷服务支持力度也会很大。在宁夏固原，记者了解到，肉牛保险协同贷款服务的方式就在当地实现了较大范围推广；黑龙江黑河等地也从前年开始试点将银行贷款服务嫁接在大豆“保险+期货”模式上。

　　今年发布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将我国普惠金融领入新阶段。在前十年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成效上，如何进一步构建层次分明、优势互补、竞争合作的服务格局，如何以金融补齐在支持脱贫人口、粮食生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短板，如何持续优化农村金融发展环境，是农村普惠金融需要继续做好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