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上个月才为孩子报了兴趣班，开课没几次培训机构却“关门大吉”了；在Tony老师舌灿莲花的推销下刚刚升级了美发店VIP，结果心仪的发型师突然“回老家”了；下定决心要做“更好的自己”，办了健身卡，却发现健身房老板换人了，原先的权益已清零……如果要给“当代人最常见的踩坑事件”排名的话，预付式消费一定榜上有名。

过去几个月，《金融时报》记者走访了多家健身房、理发店、教培机构，几乎每位受访者都坦言，踩过预付式消费的坑。但谈起如何维权，大多数人都表示“太复杂，太麻烦，只能认栽了”。

大家共同的疑惑是——为何商家敢如此大胆“套路”消费者？在折扣与优惠面前，我们如何在享受预付式消费红利的同时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

闹心的预付

家住北京的孙女士对《金融时报》记者讲述了她如何沦为楼下干洗店“收割”的最后一批客户的经历。“当时，我刚刚搬到现在的小区。楼下的干洗店正在做周年庆活动，充1000元赠1000元，消费时还有额外折扣，我一听就‘上头’了，马上充值。没想到店铺很快就声称过年休假关门，然后就再也没开门。”

相似的故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金融时报》记者在近期的随机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预付式消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但经营者随意侵占预付式资金的问题也时常发生。特别是在教育培训、美容美发、商业零售、住宿餐饮、体育健身、文化娱乐等领域，店家“卷款跑路”屡见不鲜。

令人无奈的是，“拒绝预付”并不像说起来那样简单。“上次我家附近的餐饮店突然关门，害我损失了卡里的几百元余额，原本下定决心不再办卡，但女儿要学画，很多老师没有单次付费的选项，或者对比下来单次付费价格远高于‘课程包’，只能再碰碰运气。”赵先生对《金融时报》记者感慨地说。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联席合伙人马丽向《金融时报》记者披露了一组数据：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预付卡整体交易金额都在千亿元以上，预付卡消费占社会总消费额度的比例达到了20%。但与此同时，纳入资金监管的预付卡资金只是实际规模的零头。根据2023年9月20日发布的《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市单用途预付卡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各存管银行实时资金存管高峰时只有78亿元。

“由于预付式消费存在预付性、风险单向性等特征，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在交易过程中，消费者极易触碰陷阱，从而导致自己的权益受损。随着发卡量日益增长，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频发，近年来预付卡消费投诉数量呈井喷式增长。”马丽表示，据“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统计，2022年6月1日至2023年5月31日，北京市共受理预付式消费相关问题投诉19.17万件，同比增长60.59%。

那么，问题来了——面对商家“跑路”，消费者只有愤怒或无奈认栽吗？维权的途径有哪些，为何少有维权成功的案例？

“得不偿失”的维权

对于预付式消费后消费者往往只能吃“哑巴亏”，司法工作者也感到很无奈。“由于此类案件多为群体性诉讼，标的额普遍较小，存在消费者维权难、退款难等问题。”北京市平谷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表示，涉预付式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在审理中存在“集群+变更”频发，送达受阻“找人难”；资金链断裂，涉诉企业“退费难”；消费者维权成本高，诉讼中“举证难”；预付式陷阱多、套路深，刑事犯罪“认定难”等四个难点。

其中，“举证难”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金融时报》记者关注到，大多数消费者在预付式消费时往往仅仅和销售有口头上的“君子协议”，而非签订了正式合同，这成了其后续维权的一大挑战。此外，相关权益的记录也“不清不楚”。例如，有的商家会将权益记录在纸质笔记本上，让消费者签字确认消费记录和余额；有的商家则采用了卡片形式，用一次，画一个勾；还有的商家开发了微信小程序，或用短信记录消费凭证。这几种方式看似“科学”，实际上在维权时往往“说不清楚”。

“很多预付式消费合同采取口头形式订立，消费者难以就自己的主张提供有效证据，而消费记录等证据又掌握在经营者手中，因此即便诉讼，胜诉的难度也比较大。”一位检察官告诉《金融时报》记者。

此外，维权太麻烦也让很多消费者知难而退。“诉讼成本高、耗时长。”一位法律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预付式消费案件中，消费者维权成本常高于预付余额，诉讼的立案、出庭、调解、执行耗时长，消费者往往面临维权的资金和时间成本。

“由于预付卡消费纠纷的标的绝大多数在几千元到一两万元之间，对个体家庭来说不能说是小数字，但是对诉讼案件来说确实又是非常小的金额，如为诉讼聘请律师，司法成本非常高。而且，实践中很多案件胜诉后难以执行回款。”马丽说。

正如马丽所言，“执行难”可能让维权变成了“得不偿失”。“如果企业破产，消费者权益在现有立法体系下很难被优先保护。因为企业破产费用、员工工资、国家税收等是优先清偿债权，消费者预付款只能作为一般债权按比例参与分配。”马丽说。

技术赋能的监管

不难看到，“预付资金被挪用、滥用”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无论是否存在主观恶意，消费者的预付资金被店家提前支取并使用已是业内常态。

为了更好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少地方推出了监管方案。例如，北京市石景山区建立起覆盖全区全行业的预付费监管平台，监管平台要求所有开展预付费业务的商户必须将预付费的20%纳入银行存管。一旦发现某商户资金异常或者投诉量增大，行业主管部门会上门了解情况，还会及时调取预付费监管平台上的消费、交易信息，帮消费者固定证据。当出现问题时，银行部门将启动保证金监管机制，冻结商户剩余资金。风险高的商户，资金监管比例将提高到40%。

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也上线了预付式消费信用监管平台，依托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形成政府监管、银行托管、商家入驻、消费者监督“四位一体”监管服务模式。例如，在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预付式消费时，只需进入平台小程序，搜索预付式消费产品，即可直接购买。消费者通过平台完成的签约、付款、消费等所有流程都将通过“至信链”（区块链存证平台）进行存证记录，为后期维权提供司法可信的证据，也可以在遇到纠纷时线上沟通、举报、投诉，不必为存证烦恼，更无须担心举证难。

这些平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让消费者更好维权，但也有专家提出，市场上采用预付费模式的大多数商家向消费者收取预付资金后，未按照监管要求进行报备并办理资金存管，或仅开立资金存管户但未按照要求存管资金。此外，即便是一些地方政府设立了资金监管平台，仍无法避免商户因破产清算而“无钱可退”的情形，消费者权益仍然难以得到保障。

那么，能否实现商家一出现问题就自动全额退款？对此，技术成了新“助攻”。《金融时报》记者了解到，近期已有机构依托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预约消费管理产品——“元管家”进行了探索，利用在数字人民币的钱包上加载智能合约，在预付消费服务场景防范商户挪用资金，保障用户权益。

2024年6月底，青岛市大型连锁健身品牌“伍佰优品健身”因资金链断裂，旗下门店宣布全部停止营业，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会员服务。尽管大多数消费者都无法得到及时退费，但曾经“尝鲜”用数字人民币购买预付卡的青岛市民王晓乾却在第一时间得到了退款。“我还不知道伍佰优品关店了，就收到了短信提示，‘卡内余额会在两个工作日内原路退还’。第二天，299元已经返还到我数字人民币APP钱包里了。”

监督之外的功夫

无论是区块链存证平台，还是数字人民币“元管家”，这些模式都是预付式消费资金管理的新路径，也是对完善商业治理和社会治理，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有益探索。

“各种类型的资金监管平台并不仅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对于商家而言，也是为其增信，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提醒行业要立足长远，而不是为了眼前利益突破诚信底线。”一位业内人士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严格监管资金流向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只是“硬币”的一面。

“对消费者来说，预付模式的诱人之处在于高折扣；而对商家来说，则是稳定的客户预期以及可以提前支配的现金流。”一位商铺经营者对记者表示，不少商家之所以愿意采用预付资金模式，是因为其高度依赖消费者的预付资金来维持现金流，寅吃卯粮。

据记者观察，对于预付资金监管，大多数商家一开始持观望态度，或在管理部门的要求下不情愿地加入。

当然，也有一些商家愿意先“吃螃蟹”。

一家理发店的经营者孙建成在接受《金融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家店要想可持续运营，不能仅靠预付资金。“这部分资金其实在我们的账上算是负债。”他告诉记者，如果消费者在店里存的资金过高，他反而会焦虑。留住客户的应该是服务和口碑，而非利用低折扣等营销手段盲目扩张。因此，他愿意接受预付资金监管。

一家入驻了政府预付资金监管平台的餐饮机构负责人也持相似态度。“作为商家，我需要现金流。但是我也是消费者。”他说，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中都踩过预付式消费的坑。“我会更信赖入驻监管平台的商家，将心比心，我们的客户也如此。实际上，接受平台监管预付资金后，政府也会帮我们店作宣传，有一些客户也是看中了这种更安全的模式才选择在我们店消费的。一旦信任关系建立起来，就不愁没有客源。”

“要用实在的利好激励更多机构主动参与进来。”一位金融机构相关业务负责人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对于一些担心资金流压力的小微企业，畅通融资渠道也是配套政策的必要一环。“企业接受官方平台监管预付式资金，本身也凸显了其可持续经营的意愿。对于其合理融资需求，金融机构应该考虑支持。经过考察，我们会为资质良好、经营状况好的小微企业做好融资支持。”该负责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