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2026年年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五大全球性挑战，其中包括在竞争加剧的世界中开展合作、释放新的增长动力等议题。与此同时，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6%。这些预测描绘了一个温和增长但挑战重重的全球经济图景。对此，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博士在接受《理论周刊》专访时指出，全球宏观格局加速演进之际，回归对“物”的深入观察，是穿透表层波动、把握经济结构性转向的关键路径。

增长引擎转换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2026年全球经济的发展趋势，您是如何预判的？

程实：从全球经济的整体背景来看，当前世界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阶段，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在全球宏观格局加速演进之际，回归对“物”的深入观察，是穿透表层波动、把握经济结构性转向的关键路径。所谓格物致知，正是通过对世界运行逻辑的系统和动态拆解，识别具有方向性、结构性与长期性的变化，从而完成资本配置与产业布局的重心迁移。

综合而言，物的变化正从秩序、分工、价值、资源与技术五个维度系统性演进：一是全球化之变。过去数十年间，全球化依托规模效应与要素分工实现效率最大化，而这一逻辑在当前地缘政治博弈与技术壁垒持续抬升的约束下正面临系统性修正。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转向在效率、安全与稳定之间重新权衡的结构性演进。二是产业链之变。在全球产业分工重构与技术壁垒抬升的背景下，产业竞争的核心逐步转向研发能力、制造精度、供应协同与产业组织能力的综合较量。三是价值链之变。产业链升级并非孤立过程，其背后是价值创造方式与需求结构的同步演进。价值链重心持续向研发设计、算法能力与数据要素等知识密集环节集中，产业竞争核心从生产更多数量转向创造更多价值。四是自然之变。能源约束、碳排放压力与稀缺性正在重塑资源配置逻辑。自然边界作为外生变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约束产业决策空间，迫使经济系统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寻求更高效率、更低消耗与更强可持续性的增长方式。五是科技之变。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正在重塑生产函数结构，改变劳动、资本与技术的组合方式。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要素配置与智能化改造已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抓手。

增长持续分化

《金融时报》记者：2026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的增长分化态势会持续吗？

程实：首先，从宏观基础条件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仍有较强的结构性差异。发达经济体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加速、潜在增速下行、财政空间受限等长期约束。在高债务背景下，即便货币政策进入进一步的宽松阶段，其作用更多体现为缓解下行压力、稳定金融条件，而非重塑增长斜率。因此，发达经济体在2026年更可能呈现低位企稳、温和修复的特征，信用和资产扩张面临空间上限。

相比之下，新兴市场整体仍具备更高的潜在增长中枢。一方面，部分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产业升级阶段，资本深化与劳动力结构的改善尚未完全释放；另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重组与制造环节外溢，为部分新兴经济体提供了新的增长抓手。由此，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之间的平均意义上的分化在2026年仍将存在。这一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26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也有体现，其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2026年经济增长的预期分别为1.8%和4.2%。

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分化正在发生内在重构，尤其体现在新兴市场内部。过去，新兴市场常被视为一个相对同质的高增长整体，但在部分新兴经济体在完成早期高速扩张后，当前正进入结构转型与增速换挡阶段，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效率和质量提升而非规模扩张。与此同时，一些承接产业转移、人口结构相对年轻、政策空间较大的经济体，增长弹性可能更加突出。这意味着，新兴市场的增长分布可能呈现出一定的分层特征，而非整体同步上行。

人工智能的渐进贡献

《金融时报》记者：2026年人工智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实际拉动效应如何？

程实：当前来看，AI已开始对经济增长形成正向贡献，但其宏观效果仍需时间通过产业扩散和生产组织重构逐步释放。2026年，AI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更可能体现为温和、渐进且高度分化的实际贡献。参考全球主流机构的测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多部门模型的研究认为，AI对生产率的核心影响来自任务效率提升与行业扩散效应，在未来十年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提高经济体年化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速约0.25至0.6个百分点。但这一结果依赖于该经济体的技术采用率、企业组织调整和配套投资的持续推进。生成式AI在写作、客服、编程等任务上能带来5%到25%的效率提升，但这些提升要转化为宏观增速，需要企业完成流程再造、培训、系统集成与数据治理。IMF的一篇工作论文中也提到，AI在未来10年带来的TFP累积增量约0.7%，折算为每年约0.07个百分点。同时，IMF指出AI的落地效果高度依赖各国的数字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制度环境，“AI准备度”较高的经济体受益可能显著高于较低的经济体，增长红利或将明显分化。

综合而言，2026年可能仍处于AI从技术能力向经济效率转化的过渡阶段，短期内更多体现为资本投入和结构调整，对全球经济增速的直接拉动幅度有限，集中体现在少数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

全球供应链的区域化重构

《金融时报》记者：全球供应链区域化会对2026年全球贸易造成多大影响？

程实：2026年，全球贸易面临的主要风险仍来自地缘政治相关的不确定性。关税调整、出口管制以及产业政策取向的反复变化，提高了跨境经营的制度成本和预期不稳定性，使企业在产能布局、投资决策和长期订单安排上趋于谨慎，从而削弱了贸易在需求回升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放大效应。IMF于2026年1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对2026年全球贸易的增速预测为2.6%，明显低于2025年的4.1%和2024年的3.6%。

但从更长视角看，这一轮供应链调整并非单纯的效率损失，而是全球贸易体系在高不确定性环境下的自我适应过程。通过分散布局、缩短链条和提高区域内配套能力，贸易体系在短期内以部分效率为代价，换取了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有助于降低单一冲击对全球贸易的系统性影响。一方面，随着企业在生产和采购中更加重视供应稳定性与风险分散，部分跨区域、长链条的生产环节被重新布局。从结构上看，区域内贸易、友岸贸易和多元化供应来源的扩展，使全球贸易网络更加均衡，也为部分新兴经济体和中等制造国提供了新的参与空间；另一方面，贸易内容与形式也有所变化。服务贸易、数字贸易以及与技术、数据和专业服务相关的跨境活动，有望保持较快增长，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冲货物贸易放缓的影响。由此看来，虽然不确定性在2026年仍将对贸易形成约束，但这种调整有助于提升全球贸易体系的抗冲击能力，为中长期更可持续地运行奠定基础。

央行政策异化路径

《金融时报》记者：在您看来，美联储、欧央行的货币政策在2026年可能如何演变？

程实：在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变化削弱传统指标解释力的背景下，美联储在2026年的政策取向，可能整体偏向比市场当前定价更为宽松。一方面，随着菲利普斯曲线趋于平坦、贝弗里奇曲线外移，失业率、职位空缺率等传统劳动力指标在周期拐点附近的前瞻性持续下降，就业数据对经济下行的反应明显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货币政策仍严格依赖事后确认式的数据触发，政策调整时点可能偏晚，从而放大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波动风险。这使得美联储在决策中更倾向于采取前瞻性的风险管理思路，即在核心就业指标尚未明显走弱之前，便提前释放一定的政策缓冲空间，从而推动宽松政策前置；另一方面，美联储主席换届可能影响委员会内部的协调节奏。在当前宏观不确定性上升、模型解释力下降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对制度信号和委员会共识的依赖度相应提高。新任主席在议程设定、讨论框架与沟通口径上的引导作用，可能增强委员会对潜在下行风险的重视程度，使政策更容易在模糊信号阶段向宽松方向倾斜，而非等待数据出现明显恶化后再被动调整。在上述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2026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际宽松节奏，可能快于、幅度也可能高于市场当前基于传统数据框架所隐含的预期。

相较于美联储，欧央行在2026年所面临的宏观环境与政策约束具有明显差异，其货币政策取向更多由通胀结构与经济修复节奏所主导。当前欧元区通胀已明显回落，欧央行预测，2026年通胀水平大概率在2%附近甚至略低于目标，这为进一步宽松提供了政策空间。然而，欧元区经济修复基础偏弱，内需恢复节奏不均衡，财政空间与成员国债务约束限制了货币政策对增长的单向托底能力。因此，2026年欧央行货币政策的重点可能更多在于如何在通胀已接近目标但增长仍显疲弱的环境中，把握宽松节奏与政策可信度之间的平衡。

中国经济的多重角色

《金融时报》记者：2026年中国经济发展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格局？

程实：第一，中国经济依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核心的稳定器与动力源。2025年，在外部环境剧烈动荡的考验下，中国经济凭借深厚的韧性与潜力，保持了稳健的增长态势。据国家统计局预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30%左右。展望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国经济的引擎作用将更加突出。在供给端，依托全产业链的规模优势，中国正成为平抑全球通胀波动、维护供应链稳定的压舱石。在需求端，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释放与内需结构升级也将为全球带来可以共享的增长红利。

第二，中国技术跃迁的溢出效应将重塑全球产业话语权，推动分工体系多极化。进入2026年，中国经济对全球产业格局的影响将实现从产能输出到标准引领的质变。以深度求索(DeepSeek)为代表的国产大模型通过算法优化打破了算力霸权，体现中国在AI等前沿技术领域不仅拥有应用广度，更具备重塑底层规则的能力。这种技术普惠化趋势，连同相对成熟的绿色能源和低空经济方案，正在打破长期以来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外围”分工体系。中国作为全球技术策源地的崛起，正驱动产业布局向多极化演进，引领全球制造业迈向深度智能化与全面低碳化。

第三，通过多边协作机制的深耕，中国将以机会共享重塑全球经贸格局。2026年，随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政策红利的叠加释放，中国将通过制度性开放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有效帮助那些受限于技术壁垒或贸易门槛的国家补齐短板，使其能够快速接入全球经贸体系。这种重构不仅是通过多元化路径实现全球供应链的去风险，更将推动全球化从效率优先转向韧性与公平并重，为构建更加平衡包容的全球经济新秩序提供关键动力。（图片 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