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重要部署，“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明确这一发展方向，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予以强调。在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投资于人”已不再是单纯的民生议题，而是重构经济增长动力、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实现供需动态平衡的战略选择。从经济金融视角审视，“投资于人”本质上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与价值释放，构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协同增效机制，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持久动能。这一过程既需要宏观政策的引导护航，也离不开金融体系的精准赋能。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辩证统一

在经济金融领域，“投资于人”并非简单的民生投入，而是以人力资本增值为核心，通过教育、技能培训、健康保障、社会保障等多元投入，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资本要素，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与社会福利改善的双赢。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于春海在2025年12月接受《求是》杂志专访时指出，“投资于人”是相对于“投资于物”而提出来的，体现了“见物更见人”的投资理念。从根本上说，“投资于人”不只是一种投资领域和投资方向，更是一种新的发展导向，是对过去的投资模式、产能扩张模式乃至整个发展模式的校正。

“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相互区别，共同构成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发展经济学指出，经济体在发展初期资本存量相对较低，公共基础设施较为落后，需要通过‘投资于物’尽快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国家基础设施的初步建设。”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章俊在日前发布的报告中表示，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投资于人”则可以有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能力，推动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两者相结合，可以形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更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从数据维度看，我国投资模式转型的紧迫性日益凸显。2008年至2023年，我国增量资本产出率由2.84攀升至9.44，意味着每增加1元国内生产总值（GDP）所需投入的资本金额较之前要多出数倍，“投资于物”的回报率显著下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的潜力巨大，目前高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7%，而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长期保持在2以上，这一结构性矛盾恰恰凸显了“投资于人”的战略价值。国际经验也表明，教育和健康领域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生产力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增加相关支出可有效促进全球生产力趋同。

经济视角下“投资于人”的核心价值

在当前我国内需结构性矛盾凸显、居民消费率显著低于国际水平的背景下，“投资于人”正成为破解“高投资、低消费”失衡格局的战略支点。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较二十国集团（G20）其他国家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2010年差距最大时，居民消费率相差24.2个百分点。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消费率大幅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而投资率则显著偏高。消费率持续走低使内需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

“‘投资于人’通过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双重发力，推动消费需求从‘量的满足’向‘质的追求’升级，进而牵引‘投资于物’向高端化、多元化、智能化方向布局。”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胡继亮对本报记者表示，“投资于人”通过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引导投资方向，直接推动“投资于物”从“盲目扩张”向“精准投放”转型，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如果说消费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那么创新就是经济跃迁的“发动机”。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阶段，技术革命性突破的根本驱动力在于高素质人才的集中涌现，而“投资于人”正是将人口规模优势转化为人才质量优势的重要抓手。

“科技创新的根本在于人，推动科技和工业革命离不开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十五五’时期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投资于物’，又需要‘投资于人’，但本质上需要‘投资于人’。”富安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基金经理郑良海对本报记者表示。

在金融领域，创新驱动与“投资于人”的协同效应尤为显著。从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到养老医疗等新兴领域，供给短缺的背后实质是人力资本的结构性缺口。通过系统性强化教育投入、优化技能结构、激发企业家精神，“投资于人”不仅为颠覆性创新提供“第一资源”，更在金融资本与实体产业的深度融合中，构建起“人才培育—产业升级—金融赋能”的价值闭环。

“投资于人”的核心落点

在于春海看来，“投资于人”应着力于三个层面：一是消费以及与民生福利直接相关的领域；二是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将“人力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三是民生福利持续改善的基础是高质量发展。

“‘投资于人’以民生福祉为核心落点，紧扣‘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大民生脉络纵深推进。”章俊在报告中指出。据了解，2025年，政策构建多维度协同发力格局：生育领域率先破局，在制定促进生育政策、发放育儿补贴基础上，前瞻布局降低生育医疗负担、加码家庭援助，从经济支持与服务保障双向减轻生育顾虑；托育与教育形成衔接闭环，一方面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发展托幼一体服务，夯实“幼有所育”根基；另一方面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步扩容高中阶段学位、推进本科扩招，强化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构建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阶梯，为人力资本积累筑牢教育底座。章俊认为，在下一阶段，就业、医疗、养老、住房、救助等领域将协同补位，完善“投资于人”生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第91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提出，城市化是“投资于人”的主要载体，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重要结合点，是解决供给与需求结构性矛盾、释放消费与投资等内需潜力的根本之策。初步测算，我国城市化率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以新增2000多亿元消费需求，由此带动的住房、市政设施、教育、卫生等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元。

“投资于人”实施过程中面临多重挑战

尽管“投资于人”已成为政策共识，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挑战。

首先是资金规模的巨大需求。根据迟福林的测算，全面“投资于人”、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80万亿元至100万亿元的投资规模。然而，“投资于人”的回报周期较长，部分金融机构存在短期利益导向，对相关领域的投入积极性不足。

其次是国际经验中的教训。章俊提醒要避免“福利主义”陷阱，警惕高税收高福利脱离生产效率导致的经济下滑和社会不稳。如何平衡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是政策制定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再次是结构性改革的挑战。“投资于人”不仅需要资金投入，还需要相应的制度改革。比如深化户籍、社保、职称等制度改革，破除制约人力资源流动的制度壁垒，完善知识产权激励、股权分红等机制，使人力资本价值在分配体系中充分显现。

最后，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背景下，传统就业形态也面临重构。随着数据生产力加速迭代，生产组织平台化、用工模式灵活化成为普遍模式。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6年1月发布的数据，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已达8400万人，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投资于人”需要正视这一新的劳动力市场现实，合理确定平台企业与劳动者的权利义务，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

以系统性思维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应对上述挑战，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于春海强调，“投资于人”不是摒弃“投资于物”，而是追求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物的投入与积累，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发展。“投资于人”为“投资于物”锚定新的目标和方向，引领投资方向的调整和投资结构的优化。二者的紧密结合，是对我国投资理念、方向、重点的提升和优化。

为此，在政策层面，应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将人力资本积累纳入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在金融层面，应引导金融机构树立长期主义理念，通过政策激励与市场约束相结合的方式，推动金融资源持续流向“投资于人”领域；在社会层面，应营造尊重人才、重视发展的良好氛围，推动从“重物轻人”向“以人为本”转变。

“践行‘投资于人’理念需要实现从‘规模导向型扩张’向‘质量导向型优化’的转变，构建以动态适配性、技术赋能性、产业协同性为特征的现代化投资体系。”北京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孙存良发文称：首先，应基于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与产业变革方向调整投资重点，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投入。其次，应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构建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与能力图谱，实现资源配置的精准识别与智能匹配，切实提高投资的精准度和效率。最后，应建立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推动高校科研方向、企业技术需求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战略对齐和标准对接，提升人才投资的产业适配性，增强投资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从长远来看，“投资于人”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经济金融领域，这一战略的深入实施，将推动我国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提供持久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