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成果转化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也是科技金融服务的难点。近年来,创业投资、科技贷款、知识产权质押、科技保险、科技创新债券等工具不断丰富,但技术进展如何识别、融资风险如何定价、资金如何随转化节点调整,仍待破解。针对上述问题,《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姜洪。
转化融资困境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金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的工具已经不少,为什么一些项目仍然面临融资难?
姜洪:科技成果转化融资难,并不只是资金总量不足,更难的是项目识别、风险定价和投后管理。一项技术路线走到了哪一步,下一步最关键的验证是什么,谁有能力作出专业判断,什么样的资金适合进入,判断出现偏差后又如何区分正常技术失败与决策失职,这些问题仅靠传统财务分析很难回答。
早期成果往往尚未形成稳定收入,可用于抵押的资产有限。有的项目已经完成原理验证或中试,技术风险有所下降,但因研发投入增加、现金流承压,财务指标反而可能恶化。只看过去的报表,难以及时识别这种变化。
从实践看,至少存在三类错配:一是信息错配,技术信息与资金决策分属不同专业体系;二是期限错配,研发、工程化和客户验证周期,与金融产品期限及风险承担方式不完全一致;三是责任错配,专业判断者、资金决策者和项目执行者承担责任不同,技术失败与决策失职又缺少清晰边界。此外,成果、知识产权、团队和融资主体之间的关系也较为复杂。金融机构面对的是一家企业,决定项目成败的资源却可能分散在高校、科研院所、课题组和企业团队之中,技术授权是否稳定、核心人员能否持续参与、后续成果如何归属,都会影响融资风险。
科技信用构建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信用用来补充传统企业信用,它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又如何在融资判断中发挥作用?
姜洪:科技信用是与科学原理、技术路线、工程化能力、产业化条件和组织执行有关的可信信息。它不是新的行政评级,也不是给科技企业再贴一个标签,而是补充传统企业信用难以及时反映的技术和产业化信息。企业信用主要回答融资主体过去经营得怎样、有没有履约能力;科技信用则关注具体成果已经完成哪些验证、下一步还要跨过哪些关键节点。两者相互补充,不能彼此替代。
具体可从四方面观察:科学可信,看核心原理是否成立、关键数据能否重复;工程可信,看实验室结果能否稳定复制,可靠性、良率等是否达标;产业可信,看成本下降空间、供应链、客户验证和产能爬坡是否现实;组织可信,看团队是否完整、知识产权和利益安排是否稳定、路线出现偏差时能否调整。
科技信用不宜固化为永久不变的等级,而应随着试验、中试、客户验证和团队变化持续更新。它的作用,是把笼统的“技术风险高”拆开,看清哪些问题已经得到验证,哪些仍需下一步试验和资金回答。同时还要保留反证,记录替代路线、客户尚未采购的原因、成本下降的条件以及不同专家意见,防止专业声望沦为为单向背书。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产业科学家能够成为科技信用的重要人格载体?
姜洪:科技信用既通过数据体现,也通过人的判断体现。成果转化早期,试验、中试、订单和现金流等客观信息尚不充分,技术路线是否值得继续、实验结果能否放大、工程问题能否解决、成本还有多大下降空间,往往需要长期实践经验才能判断。做过工程化和量产的人,能够把试验数据、工艺变化和客户反馈放到具体产业环境中理解。因此,客观证据越少,专业判断的信息权重越高。
产业科学家不是行政职称,而是一种功能性身份:能够在特定领域把科学判断延伸到工程化和产业化,其判断又可以通过历史记录和后续结果检验。相较于主要从科学问题出发的判断,他们还要理解工程、成本、供应链和市场;相较于一般行业经验,他们的判断又建立在对技术原理和路线的深入理解之上。贯通科学、工程和产业,正是其价值所在。
产业科学家大体可分为战略型和行业型两类。前者更多承担跨周期、跨产业的方向判断和资源组织,后者更贴近具体转化过程,熟悉工艺、成本、良率、客户和供应链。大量融资决策发生在中试、工程验证、首批客户和产能爬坡环节,因此尤其需要行业性产业科学家的专业判断。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机构应当如何辨识真正值得信赖的产业科学家?
姜洪:关键不是再建立一套头衔,而是形成可以核验的专业记录。首先看历史判断,过去对哪些重要技术路线作过什么判断,依据是什么,后来结果如何。论文、专利和奖项不能替代路线判断记录。其次看工程化经历,重点核验中试、首台套、注册认证、产线建设和关键客户验证等记录。第三看成本与产业链理解,能否说清单位成本、设备投入、良率、供应替代周期和真正影响采购的指标。第四看外部验证,客户订单、产业资本投入等由第三方实际承担成本的行为,通常比一般性推荐更有意义,但仍需核查真实性、关联关系和商业条件。
还要特别看纠错记录。长期参与成果转化,难免遇到路线调整、试验失败或量产不顺,能否及时发现偏差、调整路线并控制损失,本身就是产业化能力的一部分。同时要看团队是否完整稳定,工程、制造、质量、市场和财务等岗位能否形成互补,不能把产业化寄托于单个明星人物。
实际尽调可以形成三张清单:技术路线清单记录核心假设、替代路线和里程碑;产业验证清单记录中试、成本、供应链、客户和订单证据;专业信用清单记录历史判断、工程经历、利益冲突和重大争议。三类材料由技术、产业和金融人员共同讨论,转化为同一项融资决策。
分阶资金适配
《金融时报》记者:围绕产业科学家完善融资机制,是否意味着金融机构主要依据专家判断作出决策?
姜洪:不是。核心是把专业判断嵌入项目识别、资金配置和投后管理,而不是把金融责任转移给专家。评价对象也不能只有企业:企业的资产、现金流和偿债能力仍是重要基础;具体成果要看技术路线、工程节点、客户和成本;团队则要看产业科学家与核心执行人员。三者结合,既可避免因报表较好而低估新项目风险,也可避免因新设企业缺少历史报表而忽略既有技术和产业证据。
金融机构可围绕重点产业建立相对稳定的专家网络,重要项目从技术和产业两个角度交叉评估,并披露持股、顾问、合作、竞争等利益关系。外部专家帮助机构看懂项目,投资和授信责任仍由金融机构承担,长期合作还应沉淀为机构自身的行业判断能力。专业信用也有明确边界,一个领域的判断记录不能自动转移到另一个领域,擅长从原理到样机的人,也未必擅长从中试到大规模量产。
《金融时报》记者:不同类型、不同期限的资金,应怎样与成果转化进程衔接?
姜洪:关键是按照转化节点配置资金,而不是简单认为成果转化只需要更长期的资本。原理验证和早期样机阶段不确定性较高,科研资金、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更能承受早期风险;进入中试和工程化阶段后,产业基金、股权投资、政策性金融、设备融资租赁、科技保险等可根据项目条件进入;形成首批订单后,流动资金贷款、供应链金融、订单和应收账款融资的作用上升;进入规模化经营后,普通信用融资、债券和资本市场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设备采购、客户账期、备货等需求,本身就可能需要短期或中期资金。
尤其要把资金与下一项关键验证对应起来。早期资金往往同时承担获取新信息的功能,例如验证材料能否放大、设备能否稳定运行。较大额度可以分阶段投入,每一阶段设置相应的技术和产业条件,达到节点后再审核下一阶段资金;发生偏离时,判断属于时间延迟、路线变化还是重大风险,并据此调整、延长或止损。产业科学家帮助判断项目所处阶段和尚待验证的问题,具体选择何种工具,仍取决于各类机构的风险承担方式。
风险责任规制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创新允许失败,金融机构又必须对资金负责。怎样建立相适应的责任机制?
姜洪:重点是让事前、事中、事后的判断都有依据。事前设定清晰的技术和产业节点,事中根据新信息调整资金,事后区分正常技术不确定性与程序违规、利益输送、虚构材料等问题。如果项目失败后主要依据结果倒推前期决策责任,就会强化决策者对抵押物、既有利润和成熟路线的偏好,使早期项目更难获得支持。
产业科学家的判断同样可能出错,因此需要独立复核、利益冲突披露和分阶段投入等约束。对技术不确定性较高的项目,可通过组合管理、风险补偿和分阶段投入,提高对正常研发失败的承受能力,但不能因为项目由某位专家主导,就降低合规和治理要求。技术试验失败与虚构订单、隐瞒关联交易、利益输送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应当分别处理。
《金融时报》记者:政府部门还应重点补齐哪些条件?
姜洪:政府不必给产业科学家“封号”,更重要的是建立专业判断可以被核验和追踪的制度条件。在合法合规和数据安全前提下,可提高科研项目、知识产权、科研诚信、试验平台等信息的可验证性,改善金融机构的信息基础;对早期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可通过风险补偿、贴息、担保、首购首用、政府采购和产业基金等方式分担部分风险。
技术能否转化,还取决于中试平台、检验检测、加工制造、供应链、首批客户和金融服务能否有效衔接。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可围绕重点产业,形成较稳定的专家、平台、企业和资金合作网络,使专业判断、工程能力和金融工具随项目推进持续衔接。这些机制最终要沉淀为金融机构自己的能力,逐步形成可重复使用的技术地图、专家地图和项目数据库。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项目不断推进,产业科学家的作用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姜洪:科技信用会由较强的人格化逐步走向“去人格化”。早期客观信息较少,可以更多借助产业科学家的判断;中试和工程验证形成后,要更多看工程数据;客户开始采购后,要看订单和履约;企业形成稳定经营后,现金流和企业信用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项目越往后推进,人的判断越要接受客观证据校验,个人判断的权重也应相应下降。
围绕产业科学家融资,本质上是在信息不足时提高专业判断的使用效率,再以持续验证控制风险。将这一机制与不同阶段的股权、债权、保险、租赁和供应链金融工具连接起来,让资金更准确地进入成果转化的关键节点,才能更好地支持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走向市场。
责任编辑:韩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