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用好用足宏观政策,深入挖掘内需潜力,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同时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二者在金融领域交汇为一个命题:金融资源配置如何兼顾效率逻辑与共同富裕的价值逻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把握好这一辩证关系,关键在于守正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正是检验这一关系的典型场域:它既承载着以技术破解金融排斥的价值承诺,又因高度依赖数据、算法与平台而面临脱实向虚、算法歧视、数据滥用的风险。
从实践看,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已形成相当规模。2025年我国数据生产总量达52.26泽字节,同比增长27.28%,人均数据生产量约39.94太字节,同比增长27.56%,数据已从辅助性资源转变为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强调,公共数据是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大科技信贷、供应链金融等模式显著拓展了金融服务边界,但普惠的愿景尚未完全实现。既有研究对此存在明显的供给侧偏向:数字普惠金融文献多聚焦技术赋能与政策支持,对需求侧参与不足、本地偏好等深层制约关注不够;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效应研究多集中于政府治理与企业创新,较少讨论其作为可信信息基础设施对微观金融决策的塑造作用。由此留下一处空白: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作用于需求侧,并通过何种机制破解城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困境。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把守正创新嵌入数字普惠金融分析框架,提出“守正划定边界、创新拓展空间”的双重约束;从需求侧识别公共数据开放的作用机制;结合五中全会精神讨论数据要素配置如何增进小微群体福祉。
守正:把牢数字普惠金融的政治方向与价值立场
守正,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五中全会强调,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对数字普惠金融而言,守正不是外部附加的政治要求,而是内在于其运行逻辑的构成性条件。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数字普惠金融横跨数据、算法、平台与资金,部门协调成本高、风险外溢性强,仅靠市场自发秩序难以形成稳定预期。坚持和加强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金融反腐和处置金融风险同步推进、建立完善制度和强化制度执行同步推进。这为治理提供了基本遵循:数据开放的范围、节奏与安全边界,普惠考核的指标设计与权重安排,都不能交由单一部门或单一市场主体自行决定。党的领导并不替代市场机制,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与制度供给,为市场主体提供可预期、可问责的行为框架。
第二,坚守人民立场是价值原点。五中全会强调,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要求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普惠金融之“普”指向机会平等,之“惠”指向成本可负担与商业可持续。若把普惠理解为对特定群体的价格补贴,则难以持续,也易诱发道德风险;若把普惠简化为平台流量的下沉,则可能演化为对长尾客户的过度授信与过度收费。真正的人民立场,应体现为以可负担的成本、有尊严的方式,为小微主体、涉农主体、新市民提供与其生产经营周期相匹配的服务,并保护其数据权益与知情权、选择权。
第三,服务实体经济是天职。五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落脚点在于实体经济质效提升。数字技术的介入本应缩短资金与实体的链条,实践中却出现以流量变现为目的的“技术空转”:部分平台以助贷名义介入信贷链条,只承担获客功能而不承担风险;部分产品以日利率、服务费等名目模糊综合融资成本,抬高小微主体的实际负担。这类做法看似创新,实则是以技术之名行脱实向虚之实。守正则要求坚决纠正脱实向虚、自我循环、空转套利的倾向,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第四,统筹发展和安全是底线要求。公共数据开放涉及大量主体信息,若缺乏分类分级、脱敏处理与授权管理,极易演变为对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的侵害;算法模型在提升风控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因训练数据偏误而固化对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歧视。守正因此在技术层面转化为三条硬约束:数据使用须于法有据、于民有利;算法决策须可解释、可申诉、可纠正;风险处置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离开这三条约束,技术带来的效率提升难以持续。
创新:以公共数据开放激活需求侧动能
创新,最关键的是顺应时代之变、发展之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当前集中体现为数据要素的深度嵌入。数据区别于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具有非竞争性、边际成本趋近于零和经济活动附带产出的特征,学界据此提炼出数据要素的双重经济价值:效率价值,即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微观决策精度;创新价值,即通过聚合、碰撞与挖掘催生新的知识和解决方案。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中规模最大、权威性最高的部分,其开放为数字普惠金融提供了双重机遇。
公共数据开放的核心效率价值,在于把表征微观主体真实状态的行政信息,转化为市场可及的标准化的公共信息,从根源上缓解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逆向选择与信贷配给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长尾群体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主要障碍。传统金融体系依赖工资流水、固定资产等硬信息构建信用评价,将非正规就业者、农村人口和大量小微企业系统性排除在外。公共数据开放将社保缴纳、个税申报、水电消耗、纳税记录等高频行政和经营数据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信用凭证,使金融机构得以评估主体的经营稳定性与履约意愿。对缺乏信贷历史的“白户”而言,进入正规金融体系的门槛实质性下降;对金融机构而言,统一的数据接口使分散于多部门的核验流程集中化、自动化,核验与合规成本随之下降。公共数据的非竞争性还带来网络效应:多机构对同一数据集的交叉使用持续校验数据质量、优化评估算法,形成供给成本下降与需求覆盖扩大相互强化的正向循环。
公共数据开放的创新价值,则体现为对产品与风控范式的重构。在需求端,基于公共数据形成的群体行为分析可转化为精准的投资者教育与风险提示,帮助居民改善财务决策;融合个人授权数据的定制化信用建议,能引导个体主动修复信用状况,培育更稳定的需求主体。在产业端,整合工商、司法、产业链数据构建动态产业知识图谱,可支撑供应链金融、绿色信贷、涉农信贷等以往难以规模化开展的普惠产品;海量标准化数据亦是训练智能风控模型的核心素材,直接提升模型在欺诈识别、违约预测上的性能,推动金融机构从专家经验模式转向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模式。
两条路径共同指向一个被既有讨论忽视的环节:需求侧激活。数字普惠金融长期以扩面为导向,把覆盖面扩大等同于普惠深化,结果出现“授信易、用信难”的结构性错配:部分小微主体获得授信却不提款,原因并非利率过高,而在于缺乏可盈利的投资机会与稳定的经营预期。公共数据开放对需求侧的意义,恰在于同时降低信息门槛与能力门槛——通过信用凭证化让主体被看见,通过知识产品化让主体会使用。当需求主体从被动接受者转为具备判断能力的参与者,普惠金融的增长动力才可能从政策推动转向内生驱动。
守正与创新的统一: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金融创新从来不是脱离本源的探索,必须置于守正的框架之下统筹推进。实践证明,脱离监管的创新、脱实向虚的创新,走得越快,风险越大。真正有生命力的金融创新,必然是方向正确、合规审慎、惠及实体的创新,既要跑出加速度,又要系牢安全带。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守正与创新,因此不是先后关系,而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需要正视的是,数据要素的配置并不会自动走向普惠。第一重风险来自数据优势的自我强化。少数头部平台凭借场景入口与专有数据构筑市场优势,形成“数据—场景—模型—客户”的闭环,广大中小金融机构只能以接入外部模型的方式参与竞争。若缺乏有效规制,公共数据开放反而可能强化既有市场集中格局,与普惠初衷相悖。第二重风险来自区域之间的能力落差。公共数据开放的政策效能受区域市场生态、技术基础和制度环境共同制约:在数字基建薄弱、金融机构集聚度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地区,数据价值转化效率明显受限;沿海城市与高金融集聚水平城市则因中介网络完善、应用场景丰富而更易获得红利。这种马太效应若不矫正,将使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群体差距的同时扩大区域差距。第三重风险来自创新激励不足。若基于公共数据开发的风控模型、信用评分产品缺乏明确权属界定与侵权救济,创新投入便难以获得合理回报。
破解上述风险,关键在于以监管的确定性换取创新的持续性。一方面,应明确创新边界,把数据来源合法、算法透明可解释、消费者权益可救济作为产品准入的基本条件,对以普惠之名行高息套利之实的行为坚决整治;另一方面,应为合规创新留出空间,通过监管沙盒、试点容错、创新目录等机制,使新技术、新模式在受控环境中先行验证,避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循环。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全面从严”与“坚持问题导向”,其方法论意义正在于此:从严不是抑制活力,而是通过清除违规者保护合规者的创新收益;问题导向则是把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于风险最集中、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环节。
路径选择:以公共数据开放推进小微群体福祉
公共数据开放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信用转化路径与支撑产品创新的知识创造路径,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把沉睡的行政数据转化为可验证的信用凭证,重塑金融机构服务长尾客群的激励结构。对此,须以守正划定边界、以创新拓展空间,重点抓好战略定位、信用转化、创新激励与区域适配。
第一,确立公共数据开放的战略定位,以党建引领凝聚推进合力。应把公共数据开放从数字经济建设的配套性举措,升级为赋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性、先导性制度安排,纳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与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框架统筹推进。健全跨部门协同机制,强化数据开放与金融业务需求的衔接,推动公共数据由平台建设向协同利用拓展。加快完善顶层设计,明确全国统一的数据标准、开放规范与实施路径,厘清各层级、各部门的开放权责与时间节点,提升结构化数据供给质量。把党的领导贯穿于数据开放的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和重大改革全过程,确保方向不偏、取向不移。
第二,健全公共数据信用转化机制,夯实信息基础设施。公共数据的价值释放不能停留于平台上线与数据披露,核心在于完成从原始政务数据到可信信用资产的制度化转化。应建立普惠金融导向的开放优先级目录,将社保缴纳、市场监管、税务征管、住房公积金等与信用评估高度相关的数据集纳入首批开放范畴,统一数据标准与接口规范,降低金融机构的获取与核验成本。建立数据需求反馈机制,依据实际使用情况动态优化目录。推动公共数据与社会征信体系的合规衔接,建立由政府背书的信用产品登记与流转规则,将分散的行政信息转化为可跨机构复用的数字信用凭证。同时严格执行数据分类分级与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做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
第三,构建数据驱动的创新激励与风险补偿体系。应明确金融领域数据创新的产权保护规则,界定基于公共数据开发的风控模型、信用评分产品的知识产权标准,依法打击低成本模仿与侵权盗用。搭建政产学研协同的创新载体,鼓励地方政府联合金融机构、科研机构设立普惠金融数据创新实验室,围绕供应链金融、涉农信贷、民生保险等典型场景开展定向技术攻关。完善成果转化机制,推动创新产品进入实际应用场景。配套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对服务长尾群体的产品给予适度风险补贴,平衡商业可持续性与普惠性的内在张力。
第四,实施差异化的区域推进策略,防止一刀切造成新的失衡。沿海城市和高金融集聚水平城市可依托成熟的市场体系与产业基础,打造公共数据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先行示范区,适度扩大开放范围与深度,探索公共数据资产化运营的市场化路径,推动数据开放与金融改革试点联动。内陆城市和低金融集聚水平城市应以补齐应用生态短板为重心,在推进基础数据开放的同时,通过政策性引导鼓励金融机构下沉网点、培育本地金融科技服务主体,结合地方特色产业打造针对性应用场景。区域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提升落后地区的吸收转化能力上,而非简单追加数据供给。
第五,以正确政绩观校准评价导向,建立成效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全会要求推动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这对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直接的纠偏意义。部分地区把平台上线数量、授信户数增长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容易催生数字政绩与数据注水问题。应把服务覆盖率、用信率、综合融资成本、不良率、客户满意度等质量指标纳入评价体系,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作为公共数据开放成效的核心评价维度,建立年度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唯其如此,才能使守正不流于表态、创新不流于形式。
[作者张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副主任、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普惠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陈若愚为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教授。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远计划”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2026年度社会调研项目(2026QNZX016)的阶段性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
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2026-10-29).新华社.
②曾燕,查佳婧,杨海生等.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探究:经济与民生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4,59(8):39-56.
③蔡运坤,周京奎,袁旺平.数据要素共享与城市创业活力——来自公共数据开放的经验证据[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41(8):5-25.
责任编辑:韩胜杰